“哦？”刘彻不由来了兴致，他脑海中虽有数千万册的资料，却根本没有那么多精力去一一翻阅，对于所谓的公羊春秋并不甚知悉。然而如今听来，似乎这公羊春秋倒确实有点意思，不由追问道：“还请先生详细提点小子。”

公孙弘见刘彻感兴趣，心中也暗自欣喜，倒也没有藏拙的考量，复又解释道：“对于春秋经文，邹氏和夹氏两家之注释过于平实，无甚出彩之处，并无可读之处。故当世儒家大多崇尚左氏，公羊、榖梁三家之言，名为春秋三传。吾师尝辅以定箴曰：清而婉，其失也短。辩而裁，其失也俗。”

“哦？小子虽对公羊春秋不甚了解，但也知其乃子夏弟子，齐人公羊高所著。起初只是口说流传，西汉景帝时，传至玄孙公羊寿，由公羊寿与胡老先生一起将着于竹帛。”刘彻面露讶异之色，疑惑道：“胡老先生当初返归齐地后，更是广收门徒，以传授公羊春秋。如此种种，胡老先生便足称公羊大家，甚至是使得公羊春秋在大汉得以传承的始师，经师。然胡老先生却为何仍出言指摘辩而裁，其失也俗？”

公孙弘淡淡一笑，脸上露出崇敬之色道：“吾师乃齐地宗师，自古齐地学风最重兼容并蓄，讲究务实求新、智巧应变。吾师更是常常训诫弟子，所谓诸子百家，皆有独到之处，却也有糟粕之言。即便是这公羊春秋，经过六传，皆是口耳授受，又加经师附益，难免不失圣人之意，然而大义相传，究竟有其所受之本。”

刘彻闻言，不由颌首认同，对一代儒学宗师胡毋生也是倾佩不已。和后世为儒家摇旗呐喊的砖家教授比起来，胡毋生这些真正的宗师，反而对儒学一直保留着怀疑和批判的精神，不断的试图对其进行修正，更不排除从诸子百家的言论中吸取养分。

虽然他们的修正很可能是曲解了孔夫子真正的意味，但只要能从错误中不断重复修正，最终还是能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。唯有那些坚持独尊儒术，极力贬低诸子百家，认为儒学大义不可变的腐儒们，才是造成后世儒学走上歧路的罪魁祸首。

单从这一点上，刘彻认为胡毋生要比董仲舒靠谱得多。

虽然统言之二人都是公羊学大家，而且都是汉初传公羊的始师。但是细分起来，胡毋生限于说经，是学问家，是经师；董仲舒则长于论事，搞实用经学，是鸿儒。因此董仲舒也是公羊学派中的佼佼者，甚至他对公羊春秋的具体阐发比胡毋生还要深刻，但始终只是公羊学派的实践者，并非是公羊学派的宗师。

刘彻作为穿越众，并不太过担心具体执行层面的问题。对于董仲舒这样的执行者。他可以培养出不少。但是对于胡毋生这样开明而求新的理论宗师。刘彻是极为在意的。

大汉帝国在经过刘彻安排的工业化进程后，必定能愈发强盛，但是对于文化体系的构建和完善，便需要这些宗师来协助。这也是刘彻为何要费尽心思让皇帝老爹兴办太学的主要原因。经过后世新中国急速发展后文化缺失的年代。他深深的明白。光光靠科技进步，无法真正让中华民族走向长久的强盛。

后世的腐儒们对“外儒内法”的公羊学派大加挞伐，甚至试图将“内法”的精髓抽调。剩下本就残缺而扭曲的“外儒”。却不知在汉初之时，公羊学派的宗师们讲究的乃是儒法结合，而不是互不相容的外儒内法。

刘彻沉吟片刻，向公孙弘拱手道：“小子得闻先生之言，方知晓何谓微言大义。先生如今已入太学就学，想来不久后便能出仕为官，不知今后何以为政？”